加载中 ...
首页 > 期货 > 外盘速递 > 正文

韩永文:关于经济新常态的几点认识和思考(上)

2020-08-01 17:07:07 来源:红网    浏览量:

韩永文:关于经济新常态的几点认识和思考(上)

(湖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秘书长 韩永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这是对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理性而科学的判断,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遵循。做出新常态的战略判断,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产业转型升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面对新常态,必须全面准确把握新常态,清醒认识新常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等四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新常态呈现的新特点;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深刻分析了新常态的表象特征和内涵特征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和适速增长阶段的发展特征,以及因应变化的经济政策。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一步理解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一种必然趋势。经济新常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放缓。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在经历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后,通常都会进入由高增长向中低增长迈进的艰难“换挡期”。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之后都不可避免地进入调速换挡。美国经济由于工业技术革命催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曾经有过高速增长时期,但自遭受1929年经济大萧条重创后,美国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甚至出现经济缩水。日本经济在1955年到1973年年均增长9.8%,韩国经济在1962年至1991年年均增长9.2%;伴随着投资乏力、产能过剩等问题凸显,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出现回落,降幅有的在30%左右,有的高达40%到60%,如日本经济在1974年到1990年间,增速放缓到5%左右。进入新世纪,则因内部经济结构矛盾累积和外部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经济失速。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1997年到2001年年均增速放缓到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必然。但是,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论述看,还是从世界经济演变史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可能有生产力能量集聚和集中释放而形成超常规增长的发展时期。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文革”时期生产力进步因素长期被压抑,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整体贫困低下所形成的、长期不能得到满足的“需求”冲动,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催动下,形成了生产力能量的集聚释放,经济在一定时间段出现超常规增长是必然的。随着生产力集聚能量完全释放出来之后,经济发展过程必然面临生产力技术构成提升的调整、酝酿和重组,经济增长必然也会随之进入调整期。此外,由于市场竞争加剧,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形成“超饱和”平台,在新的市场需求没有大面积创造出来的情况下,需求增长又未有大的新的跟进(在人口既定的条件下,人们基本需求增长是渐进式的),经济增长调挡换速就是必然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进入到了经济结构调整、生产要素配置重新组合和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调整的时期。这是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也符合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稳定的基本面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内涵与强度、增长动力与技术进步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其追赶发达国家发展的特征仍在,仍具备一定的后发优势。我赞成时下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即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是经济失速,中国经济虽然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抑或适速增长,但仍处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的最高增速。近两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近30%。2014年,我国GDP总量达到63.6万亿元,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就是6000多亿元的新增产出,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年的经济总量。在这个基础上,即使是保持7%左右的增长,其新增经济规模绝对值也是可观的。

当前,三大国家战略正在实施,以“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创客”等为特征,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新的动力之源正在孕育。眼前的经济运行也显示,“凡是主动适应新常态、注重需求分析、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发展态势都比较好。”“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平心静气,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切实放在推动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创业,假以时日,必将会很快形成一些以先进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因此,中央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有信心有定力的体现。进一步说,这种变化将是促使经济进化升级、促生蝶变的必经之路,它将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和注入新动力、新活力,基础更加坚实的基本面。换句话说,改变的只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第三,与经济新常态新趋势相适应,经济政策要有“新思路”,形成经济政策的新常态。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一般容易出现“速度依恋”,或政策调整跟进不及时等问题,因而速度一掉就容易出现刺激的冲动。须知,如果有悖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规律,即便是再强的刺激政策,也会见效甚微,抑或暂时稳住了增长,却使矛盾进一步累积,迟缓甚至打破经济结构重整的平衡机制以及市场创新的活力。因此,面对新常态,我们的思维也必须跟上新状态,经济政策也要有新思路。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依然不振,靠拼投入、高消耗、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即便依赖这种政策使经济增长暂时得以稳住,从长远看将是“饮鸩止渴”,后患更大。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以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来形成长久的内生发展动力。这在眼下,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痛苦积累过程,但必须上下齐心,坚持用力,久久为功。尤其要在培育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的改革上下更大力气,耐心地培育市场创新和市场发展活力基础。

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市场选择不会一帆风顺,必将伴随痛苦但又必须为之。增长动力转换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一些青黄不接的情况,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这就需要有沉住气、稳得住的韧劲,把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跟从现代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作为稳住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如果说,国内生产能够更好地研究、跟进13亿多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变化,既拉动消费的生产,同时也拉动投资品市场;既拉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同时也拉动新的服务业需求,再辅以价值含量高、产品质量好的出口,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增长7%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可以说,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稳中求“进”是根本出路,这也是辩证法。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萝卜快了不洗泥”,经济高速增长时“一俊遮百丑”的时间太久,许多矛盾和风险被掩盖了。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很多长期积累起来并被掩盖的矛盾“水落石出”,日积月累起来的风险日渐显现,经济风险具有传染性并且易于形成连锁反应,一旦某个链条断裂,很容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新常态下“治之于未乱”,正视风险、分析风险、化解风险十分重要,也是我们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主动作为的一件大事。

思维惯性观念滞后、路径依赖依旧。面对新常态,社会上有一些人很不适应。一方面,在下面“速度情结”还一时难以释怀,速度掉下来就想用行政手段去推的倾向还不少。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不唯GDP”了,就不注重抓GDP生产,不主动作为地抓经济发展。有的对经济运行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理解也不深,分析不透彻。有的还难以摆脱“旧常态”下抓经济工作的思维惯性、路径依赖,甚至还有不视全国市场变化态势,仅从一域一地看供给需求,不顾条件地人为制造外生需求的情况。有的缺乏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低估经济平稳度过下行通道的难度。也有的仍然在推行不计成本的政策优惠,漫天撒网式的招商引资。有的地方资源特色明显,但在放大资源优势、强化开放合作等方面做得不够,甚至存在本地资源比较优势明显但不重视在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上做文章,而是舍近求远、随意地盲目地招商引资。

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难度加大。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调速”放慢是正常的,但“失速”就是不正常的了。经济增长既与增强国力、满足社会物质文化需求增长相关,又与增加就业、维持社会安定相关。所以,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保持国民经济的基本增长,把经济增长置于潜在增长能力充分发挥、资源生态条件承载能力许可、边际产出效益最大化和基本满足社会就业增长需求的综合平衡之中,注重资源、环境承载承受能力,追求边际产出效益最大化,实际上是经济新常态强调调结构、提高经济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犹如“踩钢丝”,把握不好很容易失衡。一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青黄不接。传统产业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多年来一直“高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显得萎靡不振。但这些传统产业并不是完全失去了市场,如何进行产业内部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转换、转型分工、再造活力要认真研究。二是出口与发达经济体复苏部分“脱钩”,稳定外需压力增大。受国际环境、人民币升值、成本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越来越低。但是,要看到我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仍在,国际传统消费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依赖仍在,只是我们的企业尚缺乏对国外消费市场的深度研究,依靠外资代理的市场过大,产品档次不高,同等资源消耗下的附加值太低。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三是公共投资浪费和投资效率低下。我国大多数地区赖以发展的资源如土地、能源、资金等都很稀缺,但城市发展与开发区建设对土地节约重视不够,大量重复性建设和闲置的开发项目占用和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半拉子”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普遍存在,很多城镇建设项目缺乏系统规划,功能缺失,浪费严重。十分注意节约资源,尤其是节约稀缺的土地资源、能源资源,都是我们在平衡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中进行战略思考的重点,也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四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2013年以来,全国年平均雾霾日数达29.9天,较往年偏多10.3天。全国主要流域的I-III类水质断面占64.2%,劣V类占17.2%。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应该说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迫切需要,也是创新的市场需求形成新的产业体系的机遇。

正视风险,稳妥化解风险。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过去几十年超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和社会保障发展落后等一些潜在风险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并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由于与整体经济关联度紧密,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很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陷入更大困境。一是长期积累的房地产开发可能因为缺乏真实的市场需求支撑,而导致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联系的断裂,一旦发生断裂,形成的风险必将是系统性的。二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其现行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模式造成的风险累积。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合计约17.9万亿元。这些债务绝大多数是对银行系统表内或表外的负债。地方政府性债务过度依赖融资平台、土地财政和金融机构贷款,不仅会使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局和债务风险之中,而且还有转化为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可能。三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历史欠账太多。我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服务保障方面既存在供给不足,又存在供给质量低的问题,历史欠账太多。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保险基金不仅面临着历史欠账的压力,而且还面临着新增社会保险刚性需求越来越大而支付能力缺乏保障的更大压力。

(《新湘评论》2015年第15期)

评论区